中央研究院成立將近九十年，法律上的定位迭經變遷。然而，今日國民黨籍立委呂學樟率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考察中研院，痛責中研院身為「總統幕僚」，不應該放言批評總統，此則為九十年來未有之遭遇。以下幾點事實，或許可以幫助我們釐清，究竟立委所言是否於法有據？
第一、中央研究院成立時間早於〈中華民國憲法〉，更早於〈總統府組織法〉。在過去將近九十年的歷史當中，曾經分別隸屬於不同機關，並非始終隸屬於總統府。
依據1927年7月4日公布的〈中華民國大學院組織條例〉，中央研究院為中華民國大學院的附屬機關之一。 後來，1928年4月10日公布的《修正國立中央研究院組織條例》，又將中研院改為直接隸屬於國民政府的獨立機關。
第二、1946年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裡面並未規定中央研究院的法律地位。直到1948年5月1日公布的〈總統府組織法〉，才規定中央研究院隸屬於總統府。
但是這裡所謂的「隸屬」並非即謂中央研究院為總統府的幕僚單位。總統府的幕僚單位明定於第二條至第十四條，包括各局處室。至於中央研究院則揭載於第十七條，「中央研究院、國史館、國父陵園管理委員會隸屬於總統府，其組織均另以法律定之。」因此，其地位與執權是透過法律予以保障，並非總統所授與，也非總統府組織法所規定。
這種狀況就像是中央銀行隸屬於行政院，但我們不會說中央銀行是行政院的幕僚單位。或者，檢察總長由總統提名、立法院同意並任命，但我們也不會說檢察總長是總統的幕僚。
第三、中央研究院究竟具有何種法律地位，應該以〈中央研究院組織法〉為準。該法第二條規定：「中央研究院為中華民國學術研究最高機關，任務如下：
一、人文及科學研究。
二、指導、聯絡及獎勵學術研究。
三、培養高級學術研究人才。」
該法並沒有任何規定指出中央研究院為總統幕僚，應該提供總統建議。更沒有賦予總統任何職權可以指揮中央研究院。總統至多只能依據該法第三條，在中研院評議會所提名的三位候選人中遴選院長人選。
因此，從〈中央研究院組織法〉的規定來看，中央研究院是法定的學術研究機關，並非總統幕僚單位，至臻明確。
第四、司法院大法官曾經於第三八○號解釋賦予大學享有自治的制度性保障，中央研究院並非大學，是否也能夠享有學術自由的憲法保障？
其實，該號解釋文說明：「憲法第十一條關於講學自由之規定，係對學術自由之制度性保障；就大學教育而言，應包含研究自由、教學自由及學習自由等事項。」 因此可見大法官並未排除大學以外的學術研究機構，享有同樣的制度性保障。中研院在組織法上就已經明定為「中華民國學術研究最高機關」，倘若未能享有憲法所保障的「學術自由」，而竟淪為立委口中的總統幕僚機關，憲法關於「學術自由」的規定又有何意義？
該號解釋將學術自由的保障範圍，講得很清楚：「免於國家權力干預之學術自由，首先表現於研究之自由與教學之自由，其保障範圍並應延伸至其他重要學術活動，舉凡與探討學問，發現真理有關者，諸如研究動機之形成， 計畫之提出，研究人員之組成，預算之籌措分配，研究成果之發表，非但應受保障並得分享社會資源之供應。」
縱然中央研究院目前只有部分單位提供教學內容，但是作為法定學術研究機關，當然享有研究自由，不受國家權力機關干預，即便總統也不能命令中央研究院應該如何進行研究。
第五、總統在我國中央政府體制當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，近年來已經引起諸多紛爭。而國民黨籍立委竟然企圖以〈總統府組織法〉上的行政組織關係，曲解為總統有權力干預學術機關的運作，破壞學術自由。這種作法實在無啻於提油澆火，陷總統於更大的災難。
當前政府不斷表示要爭取國際學術人才，在前後任國科會主委的努力下，也嘗試讓學術界有更多彈性可以爭取不同領域的頂尖人才。如今一介國民黨立委的匹夫之言，就可以讓這些努力瞬間付諸流水，讓各國學術人士誤以為臺灣還在搞戒嚴，政黨人士可以挾持預算來侵犯學術自由。
更不要說學術研究重在「追求真理、發現新知」。為了維持憲政體制的正常運作，讓民主社會不致崩壞，學者詳細分析現狀、勇於批評、直言不諱，不也是學術界對社會的實際貢獻嗎？倒是黨同伐異，不問是非，只圖為掌權者樹立權威，這種心態才是學術研究的最大敵人。
政治有起有落，權力隨時都可能滑出手掌心外。相反地，學術面對的是亙古長河，人類文明的過去、現在與未來，象徵一種永恆的價值追求。然而，學術也是脆弱的，尤其是在政治權力的高壓之下，是否能夠不畏權貴，追求真理，歷史上不乏反證。今天中央研究院的高冠學者們，在面對立委於法無據的跋扈主張時，是否能夠無所畏懼，秉持學術獨立的經院精神，恐怕也是九十年來最重要的挑戰。
＊作者為中研院法律所助研究員、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、曾任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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